齐文化与鲁文化之比较
齐鲁，是中国历史上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，有“为学慕齐鲁”之誉。齐、鲁文化以其不同的形态，对我国古代社会各个方面都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。特别秦汉以后，随着国家的大一统，齐、鲁文化逐渐整合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。
关于齐、鲁文化的不同，古人早有论述。孔子曾说:“知者乐水，仁者乐山；知者动，仁者静；知者乐，仁者寿”。(《论语·雍也》)有学者认为它是对齐、鲁两国不同文化特征的描述，齐文化属智者型文化，鲁文化属仁者型文化。所以孔子又说:“齐一变，至于鲁，鲁一变，至于道。”(《论语·雍也》)对孔子这两段话，朱熹注释说:“知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，有似于水，故乐水，仁者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，有似于山，故乐山。动静以体言，乐寿以效言也。动而不括故乐，静而有常故寿。”“孔子之时，齐俗急功利，喜夸诈，乃霸政之余习。鲁则重礼教，崇信义，犹有先王之遗风焉。但人亡政息，不能无废坠尔，道则先王之道也。言二国之政俗有美恶，故其变而之道有难易。”可见，作为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齐文化与鲁文化，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。对于二者的一些不同，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略陈管见，以求正于方家。
一、齐、鲁两国地理环境之不同
被公认为我国最早地理学著作的《尚书·禹贡》记载:“海岱惟青州，嵎夷既略，潍淄既道。厥土白坟，海滨广斥。厥田惟上下，厥赋中上。厥贡盐絺，海物惟错，岱畎丝、巢、铅、松、怪石。莱夷作牧，厥筐 （厣上下木）丝，浮于汶，达于济。”“济河惟兖州，九河既道，雷夏既泽，雍沮合同。桑上既蚕，是降丘宅土，厥土黑坟，厥草惟繇，厥木惟圣，厥田惟中下，厥赋贞。作十有三载乃同，厥贡漆丝，厥靡织文，浮于济、漯，达于河。”这里的青州、兖州是古代九州中的二州。青州，包括了后来的齐地和齐国；兖州则包括了后来的鲁地和鲁国。
从上述记载者，齐国所处之地是“海滨广斥”、“海物惟错”、“厥土白坟”，有着广阔的海岸线。盛产海产品，但同时又土壤盐碱化，农业不发达，所贡之物多为鱼、盐等海产品。《尔雅·释地》也说:“齐曰营州”，“齐有海隅。”可见，齐国属沿海国家。而鲁国则是“厥土黑坟、厥草惟殊、厥木惟圣，”土壤肥沃，适宜农作物的生成；同时，草木旺盛，又适宜发展养蚕、畜牧之业。所之物亦多为漆、丝等，以农产品为主。可见，鲁国是典型的内陆国家。齐鲁两国正是由于自然、地理环境的差异，决定了它们以后的不同发展方向，以致在许多领域内出现了差异。
二、齐、鲁两国政治地位、社会状况之差异
齐、鲁均为周天子的封国，但二者是有差别的。齐国是姜性，属周天子的异姓封国。而鲁国是姬姓，为周天子同姓，周代所奉行的是“厚同姓，薄异姓”，所以，鲁国原来的政治地位较齐国为高。因为鲁国是同姓封国，所以在政治上享有很多特权。如周天子对其赐有宝器、典籍；(《左传·定公四年》)在祭祖时，还享有奏天子礼乐的特权。与之相比，齐国则没有享受这些待遇。
从当时的社会状况来看，鲁国一带曾是殷民的大本营，属经济发达地区；鲁国“得殷民六族”，(《左传·定公四年》)与殷民同居，文化水准亦较高。而齐国则不同，立国之初，齐国的社会状况是“地泻卤，少五谷而人民寡，”(《汉书·地理志》)经济比较落后，地贫人稀；齐国与莱夷杂处，文化也不发达。
鲁国在立国之初，由于政治上的特权，经济上的富足和文化的发达，使其形成了一种谨守“周礼”，因循守常的风气。而齐国在各方面都比鲁国落后一等，可谓“一穷二白”，正因为如此，反使它形成了一种努力开拓、奋发进取的风气。
三、齐、鲁所采取的政治方针之不同
首先，治国策略不同。《史记·鲁世家》载:“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，三年而后报政周公。周公曰:‘何迟也?’伯禽曰:‘变其俗，革其礼，丧三年然后除之，故迟?’太公亦封于齐，五月而报政周公。周公曰:‘何疾也?’曰:‘吾简其君臣礼，从其俗为也。’”从此可以看出，鲁国是严格按照“周礼”来变俗、革礼而治理国家的。而齐国则是既贯彻“周礼”，又不象鲁国那样“变其俗，革其礼”，而是“因其俗，简其礼”。其治国策略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。
其次，任人原则不同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载:“周公始封，太公问:‘何以治鲁?’周公曰:“尊尊而亲亲。”太公曰:‘后世浸弱矣。’”鲁国严格执行“周礼”的“尊尊而亲亲”的任人原则。形成了姬姓贵族世代掌权，异姓遭排斥的局面。如才华出众的孔子、吴起等人在鲁国均不受重用。齐国在用人原则上，走了一条和鲁国不同的道路，周公曰:“何以治齐?”太公曰:“举贤而上功。”(《汉书·地理志》)“举贤”、“尚功”成为齐国任人的主旨。所以，与齐君异姓的管仲、鲍叔牙、晏婴和田氏等不但被任为卿、大夫，而且都执掌过齐国的军政大权。
再次，统治思想不同。鲁国向以谨守“周礼”著称，所以在统治思想上是重王道、尚礼义。鲁国向来以尧舜、周公为楷模，以礼乐为本，实行礼治，保存宗法制度，所以使鲁国的宗法关系异常坚固。法治在鲁国行不通，春秋时，少正卯被诛杀，战国时，吴起被挤走，都是明证。与鲁国不同，齐则是重霸道和尚法术。齐桓公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，靠的便是霸道和法术。当然，齐国也重视“礼”，但齐统治者是把法治和礼治结合起来，而且主要是以法治为主的。
四、齐、鲁经济发展之异途
由于齐、鲁地理环境不同，所面对的经济条件各异。所以两国走了两条不同的经济发展道路。
齐国的经济发展大体可分为西周、春秋和战国三个不同阶段。在第一阶段，姜太公因地制宜，采取“通商工之业，便渔盐之利”的工商立国政策。从而确定了齐国重工商的主旋律。在第二阶段，随着国土的开拓，国力的强盛，农业由原来立国之初的次要位置一跃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。管仲实行“四民分业”时，即把农业摆在首要的位置，同时亦重工商，“设轻重鱼盐之利。”(《史记·齐太公世家》)农、工、商业并重的结果，使齐国经济迅速发展，国力日渐强盛，齐桓公遂成为春秋五霸之首。在第三阶段，由重农思想发展为“农本”思想。对于工商业，出现了“禁末”和“抑商”两个分支。“禁末”是控制、禁止”雕文刻镂”之类的侈奢品生产，而不是对一般手工业的控制与禁止；“抑商”是抑制、打击扰乱正常市场经济、祸国殃民的富商大贾囤积居奇、牟取暴利的行为。辩证地看，此不但不是对重工商思想的削弱，反而是对重工商思想的完善和发展。这一时期，齐国的商品经济已有相当发展，其都城临淄为远近闻名的大都会。
鲁国与齐国不同，它不靠海，没有沿海渔盐之利，加上鲁国居平原，土地肥沃，具有发展农业的有利条件，所以，鲁国一向具有重视农业的传统，相比之下，工商业则不甚发达。遍查史料，都没有发现鲁国重视发展工商业的记录，而提倡择瘠处贫，自给自足的记载却随处可见。“择瘠土而处之”，“沃土之民不财，逸也；瘠土之民莫不向义，劳也。”(《国语·鲁语》)“宜五谷桑麻六畜，地小人众，数被水旱之害，民好畜藏，……好农而重民。”(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)《国语·鲁语下》记载:鲁国的贵族公父文伯之母，在教子时，标榜自给自足，不但不提倡追逐财利，反而主张到贫瘠的地方去培养“善心”。这都是重农思想在鲁国经济发展中居主导地位的结果。
货币是商品流通的媒介，齐国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，货币制造业也很发达，突出表现在战国时期铜币的制造上。当时整个中国铜币有四种，即环、铲、刀、贝，而齐刀币不论数量和种类，都是首屈一指的。仅齐刀币就有六种，其铸造数量，更是无法统计。战国时，就连不大的莒国还铸有刀币，而在鲁国因为不注重工商业，所以其货币需求量不大，至今还未发现铸造的铜币。
五、齐、鲁社会风俗之差异
《史记·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》记载:“封伯禽、康叔于鲁、卫，地各四百里，亲亲之义。褒有德也。太公于齐，兼五侯地，尊勤劳也。”建国之始，鲁国就以“褒有德”为其特点，而齐国则是以“尊勤劳”为其特征。班固在记述齐国的情况时说:“初太公治齐，修道术，尊贤智，赏有功。”而记述鲁时则说:“其民有圣人之教化”，“频洙泗，其民涉度，幼者扶老而代其任。（《汉书·地理志》)齐国的特点是尚功利，而鲁国的特点是尚德义。
鲁国“有周公遗风，俗好儒，备于礼。”(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)鲁人好讲习礼乐，尚礼乐是其自古以来的特点。春秋时代，就有“周礼尽在鲁矣”之说。齐国则不同，“民阔达多匿智”，（《史记·齐太公世家》)“其俗宽缓阔达，而足智，好议论，地重，难动摇，怯于众斗，勇于持利，故多劫人者，大国之风也。”(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)到了战国时代，苏秦在谈到齐国临淄的风情时说:“临淄甚富而实，其民无不吹竽、鼓瑟、击筑、弹琴、斗鸡、走狗、六博蹋踘者。”(《战国策·齐策》)齐人的这种生活方式与鲁人的“俭啬”之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。
齐、鲁在婚俗上也不尽相同。“同姓不婚”是鲁国的一项基本婚俗，不论男婚、女嫁、均不找同姓。鲁昭公因娶了一个千里之外的吴国同姓女子为夫人，就受到了人们的议论和非难。结果，娶时不声张，死时不发讣告。（《左传·哀公十二年》)可见，这种婚俗在鲁国是有很大约束力的。齐国则不同，他们把同姓相婚视若平常。姜姓崔武子娶同姓东郭堰之妹为妻，姜姓庆封娶同姓卢蒲氏之女为妻，这样的事，在鲁国视为耻辱，在齐国则无所谓。可见，齐、鲁在婚俗上是存在很大差异的。
六、齐、鲁学术思想的差异
齐文化在学术上的突出特点是兼容性、多变性。太公初治齐，实行“修道术，尊贤智。赏有功”(《汉书·地理志》)管仲辅霸，提倡富国强兵，任霸用法，为后代法家之先导；晏婴相齐，则力倡节俭，任贤爱民，省刑降礼，儒、墨思想兼得。都表现了“与时变，与俗化”的多变性。战国之世，经稷下争鸣，各种思想纷纷登上齐国的文化舞台，全面呈现出兼容并苞的特色。田齐尚法，但它却接受道家的学说，主张“明王在上，道法行于国。”(《管子·法法》)实际以道家思想作业为法家的理论基础，道法兼容。同时，又强调法制与礼义教化并举，包容进儒家的学说。齐之道家，一反老庄“绝圣弃智”、“绝仁弃义”等排斥儒家思想的观点，以老子“无为”道德学说为基础，吸收儒家的仁、礼思想、和法家“以名稽实、以法定治乱”等思想、兼采众家，形成道家支派——黄老之学。另外，先秦时期阴阳家、五行家的思想，也在稷下交汇融合，并经邹衍的进一步发展，成了独立的思想体系，且影响甚大。人们常用“百家争鸣”来形容先秦学术思想交汇的盛况，实际上也是对齐文化兼容性、变通性特点的高度概括。
齐文化的兼容性、变通性特征，还表现在它作为文化本身对其他型种文化的融合、吸收、兼容并苞上。由于齐文化特殊的历史渊源和齐统治者开放的文化政策，齐文化从建构之初始，是东夷文化、姜炎文化、商文化、周文化的融合体。具有先天的兼容变通基础。在其发展过程中，它又通过多种形式，各种途径，大量吸收其他地域文化的因子融入自己的文化之中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有两次大的高潮:一是齐桓公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时期，这时由于频频盟会，攘夷抚边，大大加强了齐国与其他诸侯国，特别是少数民族的交往，在齐国开明的文化政策下，也加快了齐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吸收。二是稷下学宫的建立，在其相当长的时间内，各国学者来齐游学，给各地域文化的交汇、融合，以及齐文化的兼容、变通提供了机遇。
鲁文化则是单一性的文化，它是在鲁国单一农业基础上产生的文化，以儒家思想为宗，排他性特别强。它注重家族宗法制度，提倡“亲亲”孝悌观念，崇尚先王之训，大讲礼乐教化。至于举贤才、尚功利在鲁国则提倡不起来。孔子因为是异姓；又倡举贤才，所以受到排挤。到了战国时代，法家吴起，曾经在鲁国任过职，但很快也被赶走。鲁文化不但具有单一性，而且具有守常性。鲁国一直保持先王之遗风，所谓“周礼尽在鲁矣”就是指此而言的。因此，鲁文化倾向于保守、不主张变革。《论语·先进》载：“鲁人为长府，闵子骞曰:‘仍旧贯，如之何?’子曰:‘夫人不言，言必有中’”孔子所赞同的“仍旧贯”是反对“改作”的。
由于鲁文化单一性、守常性的特点，所以产生了以孔子、曾子、子思、孟子等为代表的儒家学派，并形成了以《论语》、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孟子》为代表作的儒家思想体系。
在道德培养上，鲁国贵族们认为，只有到瘠薄之地去艰苦劳作和过着俭朴的生活，才能培养出“善心”来。否则，就会淫逸忘善。而齐文化则有相反的议论，“仓廪实而知礼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。”可见，二者在道德培养方式上的差异。
在对科学技术的重视程度和科技的发达程度上，齐鲁两国也存在着较大差别。齐国历来具有重科技的优良传统，科学技术比较发达，如天文学家甘德、邹衍，医学家扁鹊，军事学家孙武、孙膑、逻辑学家公孙成，修辞学家邹奭，方仙道者徐福等，或是齐国人，或长期居住于齐，科学著作《考工记》，医学著作《素问》等均出自齐国。鲁国秉承周礼的传统，对人的修身养性等人文方面的要求比较严格，而对科技的重视则不够，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，但主要恐怕和鲁国的社会环境及经济状况是分不开的。
（《淄博师专学报》1996年第2期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