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作者】曹顺庆




       自笔者于1995年提出中国文论“失语症”及“重建中国文论话语”这一话题以来①，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。有学者指出：“三年前，曹顺庆先生提出文学理论研究最严峻的问题是‘失语症’。同一时期，他又提出医治此种‘失语症’的办法是重建中国文论话语。而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途径，主要是借助于古文论的‘话语转换’。对文学理论界来说，这个问题的提出确实反映了面对现状寻求出路的一个很好的愿望。因它接触到当前文学理论界的要害，因此引起了热烈的响应，一时间成了热门话题。学者们纷纷提出利用古文论以建立我国当代文论话语的各种可能性。”[1] 还有人甚至说：“斯论一出，顿时激起轩然大波，学者们或支持或反对，或深入追思，或另辟思想阵地，成为世纪末文坛最抢眼的一道景观。”[2] 然而，令笔者始料未及的是，这一话题不仅反响强烈、影响广泛，目前已开始波及哲学、历史学领域，而且经久不息，历时竟达十年之久，至今仍论战不休。最近，又有两篇直接针对“失语症”的商榷论文，一篇是《文学评论》2005年第2期《对“失语症”的一点反思》，另一篇是《云南大学学报》2004年第5期《关于中国文化“失语”与“重建”问题的再思考》。这两篇论文的作者都是学界颇有影响的中青年学者，他们对“失语症”的“反思”与“再思考”是很有代表性的。既然学界对“失语症”话题仍然兴趣不减，且恰逢有此笔谈栏目，故笔者打破对此问题基本不回应的习惯，将十年前的旧话重提，再谈“失语症”。
    十年来，关于“失语症”问题的讨论文章颇多，但有不少人对笔者所说的“失语症”多有误解和不得要领之处，所以讨论与商榷时难免指东打西、方枘圆凿，甚至南辕北辙、愈骛愈远。因此，在这里先着重解释一些误解和不得要领之处，由于篇幅限制，只能略举一二。
    对“失语症”论争的一个不得要领之处是将有没有“失语”理解为有没有学问。有学者指出：“我不知道国内有没有学者，出国讲学能用他国语言讲另一国家的文学，钱钟书先生一定是没有问题的，所以我说他决不会‘失语’。这么说来，所谓‘失语’就绝不是什么有没有自己的话语，用不用西方话语的问题，而是有没有学问，能不能提出新理论、产生新知识的问题。一言以蔽之，‘失语’就是‘失学’，失文学，失中国文学，失所有的文学。什么时候，真正的文学研究专家多了，举世钦佩的学者多了，中国学术界就不‘失语’了。”[3]166 这段话的核心意思是将会不会“失语”看成有没有学问、学术功底好不好的问题，用作者的话来说，“失语”就是“不学无术”。显然，这一看法完全不得要领。当然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不失语的人肯定是学贯中西、博通古今的人，但却不能说外语好就不会失语，能用外语讲中国的文学就不失语，也不能说有学问、学术功底好就会不失语。换句话说，要想不失语，学术功底是一个基本条件，但学术功底扎实、学问好却并不能保证就不会失语。
    关于“失语”与学问或曰学术功底的关系，笔者一开始提“失语症”时就已指出，例如在《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》一文中，笔者明确指出“失语”与学术水平的高低并没有必然联系。原文指出：“一些学者，甚至一些古代文学和古代文论研究专家，也不可思议地出现解读的困难，其情形是非常严重的！这种解读能力的低下，并非意味着古代文学与文论专家水平不高，而是所操文论话语不同所致。例如，当古典文学专家们用西方文论话语来解读中国传统文学和文论时，就不可避免地碰到了难以理解的问题，产生了难于解读的现象。”笔者在该文中还举了若干著名学者因用西式话语硬套“风骨”而出现的“失语”现象：“中国现当代学者，基本上操的是西方文论话语，建国后主要操的是俄苏文论话语，这套话语与中国传统文论话语差别甚大，其话语规则，有时大相径庭。用这套与中国话语差别甚大的文论话语来解读阐释中国古代文论，当然就会出现误读和曲解。于是乎，当中国学者用“内容—形式”来剖析《文心雕龙》“风骨”之时，就难免群言淆乱，互相矛盾，漏洞百出。兹略举几个互相矛盾之例。舒直认为“风”是形式，“骨”是内容（舒直《略谈刘勰的风骨论》，载《光明日报》1959年8月16日）。陈友琴则完全相反，主张“风”是内容，“骨”是形式（陈友琴《什么是诗的风骨》，载《语文学习》1958年第3期）。黄海章却认为，“骨”既包括了内容的充实，又包含了形式的严整（黄海章《论刘勰的文学主张》，载《中山大学学报》1956年第3期）。这些互相矛盾、漏洞百出的观点，竟然都出自古文论研究专家之手，似乎不能不使人吃惊，令人不可思议！然而，只要我们从话语规则的角度细思之，详察之，便会恍然大悟：中国古代文论并没有“内容—形式”这一话语。尽管中国有些话语近似“内容—形式”，如“文质论”、“情采论”，但《文心雕龙·风骨》却绝非论“形式—内容”之篇，“风骨”是中国文论所独具的极有民族特色的文论话语，非西方文论话语所能切割，如不顾及中西文论话语之不同，硬要用“内容—形式”来切割“风骨”，必然产生上述群言淆乱，漏洞百出的悲剧性结果。”其中提到的舒直先生、陈友琴先生、黄海章先生，都可以说是有学问的、学术功底很好的学者。或许有人认为这些学者学问仍不够好，还达不到“举世公认”的高标准，那就举外文极好、学问又高深的“举世公认”的学者刘若愚先生为例。刘若愚的《中国的文学理论》（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,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,1975）是用英文撰写的一部向西方人介绍中国古代文论的著作。笔者曾写过一篇论文，其中有一段对刘若愚该书的评论。文中说：“《中国的文学理论》一书尽管论述的主要内容是中国古代文论，但由于采用了西方的诗学构架，加之作者又有意识地倡导中西诗学比较，遂使这本书成为海外中西比较诗学的里程碑式的著作。当然，该书也存在一些明显的缺点：由于运用阿布拉姆斯之论，将中国文论加以切割、牵强之处似乎无法避免，全书为迁就架构而寻找证据的味道非常浓。有一些论证也还不够准确，例如该书说刘勰《文心雕龙》没有“决定论”，事实上《文心雕龙·时序篇》通篇都论述决定论。”[4]
    刘若愚以西切中，有时并不能顾及中国文论的实际，甚至将中国文论机械地切割到他的六种不同的理论中去，简单地把中国文学理论放入西方文论话语框架中。在刘若愚那里，中国文论已不复是中国文论，而是西方理论话语中的一堆材料，是艾布拉姆斯理论模式的注脚文本，这就是典型的失语。对于刘若愚的这一缺陷，考虑到他是用英文写给西方人看的，我们完全可以不必苛求，但是如果将刘若愚当作不失语的典范，那就指错了方向，台湾地区学者黄庆萱教授对此曾有专文评论[5]144。在中国内地，却基本上是一边倒的赞颂声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种崇洋也是一种失语的根源，这是很值得反省的。综上所述，外语不好的人会失语，外语好的人同样会失语；不学无术的人会失语，学问好的人同样也会失语。失语与外语程度及学问深浅是不同层面的问题，不能混淆。因为笔者所说的“话语”是专指不同的学术规则，“失语”是指失去了自己的学术规则，而并非如某些人所说的是什么“失学”，或外语不好之类。
    还有一个避不开的例子是钱钟书，有人认为钱钟书学问好、外文好，因此钱钟书绝不会失语。笔者也认为钱钟书先生是中国现当代学者中为数不多的未“失语”的学者之一。但钱钟书之所以没有失语，不在于他的外语好、学问好，根本原因在于他仍然运用着中国传统的话语方式，而非西方的话语方式。钱钟书的代表作《谈艺录》、《管锥编》采用的都是中国传统的话语方式，连书名都承袭了明代徐祯卿的诗话《谈艺录》。书中虽然引用了不少西方资料，但西方的东西仅仅作为资料来使用，与刘若愚恰恰相反，钱钟书决不用西方的所谓系统理论来切割中国文论，而是操着中国的诗话传统来挑选西方资料，比较中西文化与文论。因此，钱钟书的《谈艺录》可以说是中国诗话传统的延续。正如钱钟书自己所说：“余雅喜谈艺，与并世才彦之有同好者，稍得上下其议论。二十八年夏，自滇归沪小住。友人冒景璠，吾党言诗有癖者也，督余撰诗话。曰：‘咳唾随风抛掷可惜也。’余颇技痒。因思年来论诗文专篇，既多刊布，将汇成一集。即以诗话为外篇，与之表里经纬可也。”[6]1 钱钟书的《管锥编》更是典型的中国传统话语方式的展现， 秉承中国传统话语“依经立义”的意义生成，对中国先秦至唐的多部文化元典进行了阐释。该书长达136万字，但并不是以西式的、宏观性的、体系性的论著形式出现， 而是采用中国传统的注、疏、传的方式来书写，甚至用文言著书，每“则”通常以古籍或评注中的一句引文为起始，然后援引古今中外各个时期的评论及与之并行的比照文字，最后是钱钟书自己的观点。在阐释中，钱钟书引用了大量的西方资料，使中国传统话语的内涵得以彰显。与今天的某些一味崇洋的学者相比，学贯中西的钱钟书更有中国风骨，他绝不盲目崇拜西式理论，在《管锥编》中，他不但批判黑格尔之类西方大师对东方的“无知”，而且还十分推崇中国诗学的话语方式，努力去探索那些“隐于针锋粟颗，放而成山河大地”的散金碎玉。钱钟书指出：“在考究中国古代美学的过程里，我们的注意力常给名牌的理论著作垄断去了……大量这类文献的研究并无相应的大量收获。好多是陈言加空话，只能算作者表了个态，对理论没有什么实质性贡献。倒是诗、词、笔记、小说、戏曲里，乃至谣言和训诂里，无意中三言两语，说出了益人神智的精湛见解，含蕴着很新鲜的艺术理论，值得我们重视和表彰。”[7]26 只可惜没有失语的学者如钱钟书之辈，在当代已是凤毛麟角，成为极个别的现象。总体上而言，中国文化与文论，在很大程度上是失语的。其实，承认自己的“失语”并不是什么可耻的事，因为这是事实。即便“失语”是耻，也应该“知耻而后勇”，而不应“讳疾忌医”，如此，中国的学术才有希望。鲁迅当年写《阿Q正传》，痛批国民劣根性，肯定也有人心里很不舒服，但“阿Q精神”的总结，不正是警醒了中华民族么？
    从上述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，许多人并没有真正理解“失语”是失的什么“语”。笔者讲的“失语”，实际上指的是失去了中国文化与文论的学术规则。或许有人会问，这一“学术规则”到底是指什么？对这个问题，笔者在多篇论文中曾简略谈过，但似乎仍有许多人搞不明白，所以，很有必要再进一步说说什么是话语“规则”，即我们失的是什么“语”。
    有人认为，传统中国文论话语无非是“文气”、“风骨”、“神韵”、“比兴”、“妙悟”、“意境”等等范畴。这是一个误解，古代文论范畴并不是笔者所说的“话语”或“学术规则”。范畴只是话语表层的东西，而学术规则是支配范畴的深层的、潜在的东西；范畴是有时代局限性的，而学术规则是贯穿于相当长的历史长河之中的。此即笔者常常说的“死范畴”、“活规则”，即范畴可能死亡，而规则仍然存在。举例来说：“风骨”这一范畴，先秦并没有，“妙悟”这一范畴，魏晋时也没有，“神韵”这一范畴是到了明清才产生的，这些具体的、个别的范畴都是有时代局限性的，会随着时代产生，也会随着时代而消亡。但是支配这些范畴的深层学术规则，则是早已产生，而且一旦形成，是不会轻易消失的，并始终支配性地统治着中国文论范畴。这个规则是什么呢？在老子的“道可道，非常道”一语中，已经蕴含了中国的学术规则，《周易·系辞》的“立象尽意”，《庄子》的“得鱼忘筌”、“得兔忘蹄”、“得意忘言”则进一步确立了一套中国的学术规则与话语生成及话语言说方式，并逐渐形成了强调言外之意、象外之象、韵外之旨的话语方式。这个话语方式，表现在禅宗的“不立文字”、“以心传心”之中，表现在中国哲学的言意之辩之中，表现在强调“不著一字，尽得风流”的中国文学中，更表现在中国文论的“妙悟”、“兴趣”、“比兴”、“神韵”、“意境”等范畴之中。强调意义的不可言说性，始终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潜在的、深层的学术规则，所以严沧浪讲“妙悟”，讲“兴趣”，强调的是“莹彻玲珑，不可凑泊，如空中之音，相中之色，水中之月，镜中之象，言有尽而意无穷”（《沧浪诗话》）；司空图的“味在酸咸之外”，被“神韵”说的倡导者王士祯大力推崇（见《渔洋文》卷四）。至于“意境”、“比兴”、“寄托”等等诸多范畴，基本上都受这个学术规则的制约，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中国文论话语体系，这套体系又具体体现在“虚实相生”、“以少总多”、“言意之辩”等等话题上[8]。而中国文化的这个学术规则、 中国文论的这套学术话语，在笔者看来，并不会随着“风骨”、“文气”、“妙悟”、“神韵”等范畴在现当代的消失而消失，它仍然有着生命与活力，是完全可以进行现代转换，并进而发扬光大的。在当代文学艺术中，这套话语仍然可用，例如用“虚实相生”来指导当代文学创作，指导绘画艺术、影视艺术甚至广告设计；用“意境”理论来指导诗歌创作、环境艺术设计，为什么不可以呢？很可惜，由于多年来的崇洋贬中，在西学日炽、中学日衰的当代，我们却将中国文论的话语规则放在一边，天天操着洋腔来大讲李白的“浪漫主义”、杜甫的“现实主义”、白居易诗歌的“典型形象”，让中国的学术规则几乎失落殆尽。
    中国文化近百年的发展史，有一个绕不开的情结，就是痛恨自己的传统文化，将中国的落后被动挨打统统归咎于传统，在这种长期的自我批判、自我矮化和自我丑化下，当前的部分中青年学者与学生甚至形成了这样一种看法：即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是相矛盾的，会阻碍其发展。因此，只要是倡导中国传统文化，那就是倒退的、落后的、反现代化的，并形成了这样一种思维模式。真的一定要打倒传统文化中国才能进步吗？看看我们的左邻右舍，他们对待传统文化并没有如此偏激，如日本、韩国对自己的传统（实际有些就是中国传统）都十分珍视和推崇，韩国的钞票上印的不是总统头像，而是儒学大师李退溪等传统文化人的头像。印度、阿拉伯对自己的文化传统也都很重视。只有中国传统文化才遭到如此厄运，此乃中华民族之大不幸！
    正由于这样一种自我否定、自我矮化、自我丑化模式，才出现了中国文化与文论的失语症，影响到了中国的方方面面，其中一个严重的方面就是教育。忽略传统文化教育是当今教育的一大失策。目前相当多的中青年学者与学生，在大肆批判传统文化时却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，甚至大多数人从未读过十三经，这实际上正是“失语症”的又一根源。传统文化当然可以批判，但要批判它，你首先要了解它、知晓它。可是，当今的中青年学者，大多没有读过原汁原味的“十三经”，没读过“诸子集成”，以致形成了今日极为严重的空疏学风，在这种弥漫学界的不懂传统的空疏学风下，必然会导致对传统学术规则的生疏与隔膜，这种生疏与隔膜长期延续下来，就只能形成失语。因此，解决失语的根本办法是加强传统文化教育，同时也要真正懂得西方。笔者大讲失语症，被不少人认为是强烈反对西方的“文化复仇情绪的典型代表”，是“文化原教旨主义”。这完全是误解，或者是曲解。笔者在一篇公开发表的论文[9] 和一部研究生教材的绪论中都谈到了学习西方的重要性，主张不但应真正懂中国文化，同时也必须懂西方文化，而不是对西方文化似懂非懂，对中国文化基本不懂，便“以己昏昏，使人昭昭”地大肆贩卖西方二手货。“全盘西化”曾是时髦的口号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只要不是“全盘”，笔者也赞成“西化”。当今中国学术界、教育界，不但“博古”不够，而且“西化”也不够，准确地说是很不够！为什么这样说呢？详观学界，学者们引证的大多是翻译过来的二手货，甚至是三手货、四手货。不少人外语没过关，在基本上看不懂外文原文或者干脆不读外文原文的情况下，就夸夸其谈地大肆向国人贩卖西方理论，甚至有一些专攻西方学术的人，完全不懂西文，居然也可以当上外国文学教授，西方历史学、哲学教授等等。据传20世纪80年代初，有一次外国文学在某市召开全国学术会议，数名外国文学学者在某风景区考察时碰上外国人以英语问路，七八位外国文学教师竟面面相觑，没有一位可以用英文回答！这种学术状况近年来虽有所改善，但在不少高校中仍然或多或少地存在着。一些中文系的外国文学学者仍然依赖译文来做研究，并不是说不可以参照译文来研究，但是应该强调尽量阅读外文原文，因为如果完全不读原文，一定会出问题。遗憾的是，我们不少学生依然只能读厚厚的以二手货贩来的、“以己昏昏，使人昭昭”的中国式西方文论专著。可想而知，在这种状况下怎么可能产生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呢？
    这种不读原文（包括古文原文与外文原文）的错，大大地伤害了学术界与教育界，造成的直接恶果，就是空疏学风日盛，害了大批青年学生，造就了一个没有学术大师的时代，造成了中国文化与文论的严重失语，造成了当代中国文化创新能力的衰减。
    正是基于以上的考虑，近年来，笔者大力倡导用古文读中国文化与文学典籍，用英文来读西方文化与文学典籍。自1995年起，笔者在研究生中开设了“中国文化原典：《十三经》”课程，要求研究生阅读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原典，教材直接用阮元主持校刻的《十三经注疏》本，不用今译今注本；从1998年开始，笔者又直接用英文原版教材给研究生开设“文学研究方法论：当代西方文论导读”，要求每位同学都必须在课堂上用英文抽读西方文论著作。经过一番艰苦磨炼，同学们感到虽然太苦，但收获良多。笔者的用心，就是试图作一个教学改革尝试，让同学们能读到原汁原味的东西，获得实实在在的知识与智慧，而不是大讲空论，凌空蹈虚；不是在岸上大讲游泳理论，而是让同学们跳下水去学游泳，教师只从旁边给予必要的指导与点拨。这也是笔者力图改变失语现状的一点努力。当然，要想真正改变近百年来形成的失语状态，何其难哉！此绝非一朝一夕之功，必然是“路漫漫其修远兮”，可能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，但只要我们开始觉悟，而不是执迷不悟，就有希望。
   
    注释：
    ① 详见《东方丛刊》1995年第3辑《21世纪中国文论发展战略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》，《文艺争鸣》1996年第2期《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》，《文艺研究》1996年第2 期《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路径及其方法》，《文学评论》1997年第4期《再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》等文。


    ［参考文献］
    [1] 罗宗强．古文论研究杂识[J].文艺研究，1999,(3):111—121.
    [2] 程勇．对九十年代古代文论研究反思的检视[J].江淮论坛，2001,(3):86—93.
    [3] 蒋寅．对“失语症”的一点反思[J].文学评论，2005,(2):163—166.
    [4] 曹顺庆．20世纪中西比较诗学述评[A].饶芃子．思想文综：第2辑[C].广州：暨南大学出版社，1996.
    [5] 黄庆萱．中国古代文论研究[J]. 中国文哲研究通讯，1991,1(4):144.
    [6] 钱钟书．谈艺录[M].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4.
    [7] 钱钟书．旧文四编[M].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79.
    [8] 曹顺庆．中国古代文论话语[M].成都：巴蜀书社，2001.
    [9] 曹顺庆．没有学术大师时代的反思[J].湖南师范大学学报，2005,(3):88—90.
    　　　　在比较语境中发现“中国问题”


【原载】 《浙江大学学报：人文社科版》2006-0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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